一张图：美国非农就业+各行业分项就业变动一览，包括最新值、3个月均值、6个月均值、12个月均值、各项就业指标历史数据置信度90%的区间(指月度历史数据有90%的历史数据落在该区间内)。

正如我们稍早点评非农的那样：对比数据可知，非农出现“假强劲”的迹象：美国6月非农新增20.6万，稍强于预期的增19万，但失业率升至4.1%差于预期，且薪资年率增幅3.9%确认升幅放缓，私营部门的非农增幅仅增13.6万也远差于预期，制造业分项意外减少0.8万人。

凯投宏观首席北美经济学家评6月非农：尽管6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206,000个，超过了190,000个的预期，但当我们考虑到过去几个月的111,000个下调以及失业率进一步上升至4.1%时，这份报告总体上还是令人失望的，这使我们距离触发有关经济衰退的萨姆规则又近了一步。206,000的增幅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好。政府就业人数增加了70,000，非教育部门的州和地方政府就业人数大幅增加，这与许多州因预算短缺而不得不控制支出的传闻证据难以相符。在私营部门增加的136,00个就业岗位中，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占了82,000个。这表明周期性就业仅增加了约50,000个，这进一步证明了GDP增长疲软。临时援助就业人数大幅减少48,900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。

毛主席说“那些大学教授只会啃书本，他们一不会打仗，二不会革命,三不会做工，四不会耕田。他们的知识贫乏的很，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。所以我常说，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起来是最没学问的人。他们不自惭形秽，只知道整天从书到书本，从概念到概念，其他一样也不会。”

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初期，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。这一时期，绝大多数共产党成员来自劳动人民，其中很多人文化水平较低。

相比之下，知识分子虽然数量不多，但在思想文化层面具有一定的影响力。然而，革命战争的残酷和艰苦条件，以及以战斗力和勇敌为重的环境，显然与知识分子擅长的领域不符。这种背景下，工农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逐渐加深。

知识分子的特点往往是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较重，而在革命的实际环境中，这种性格特征并不适应。

许多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艰苦性和残酷性准备不足，同时他们也往往带有一种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态度，认为自己的文化和知识水平使他们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。这种态度使得他们难以融入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革命队伍，也使得工农群众对他们抱有一定的敌意。

这种相互间的不信任和不理解，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鄙视的链条。知识分子看不起文化水平低下的工农群众，而工农群众也因知识分子的高傲态度而反感他们。这种分裂不利于革命力量的整合，也反映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。

尽管如此，随着革命的深入和持续发展，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必须与工农群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，开始尝试放下身段，深入到群众中去，了解并参与到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中。这种转变虽然缓慢且充满挑战，但对于推动整个革命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
毛泽东在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》一文中强调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，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验证。

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，许多代表尽管因公务未能全部出席，但他们的背景显示出知识分子对于党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。这些代表多来自五四运动和一二·九运动，这两场运动均以知识分子为革命的先锋，标志着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领导作用。

进入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，虽然工农群众构成了这些战争的主体力量，但知识分子却常常处于关键的领导和指挥位置。这一现象在抗日战争中尤为明显，许多战略决策和行动的设计都出自知识分子之手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知识分子的作用进一步扩展到科技、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。为了追赶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，加强与全球的经济联系，并提高国家决策的科学性，中国大量依靠知识分子的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。

特别是在原子弹和航天事业的研发上，知识分子的贡献尤为突出，他们不仅推动了中国在这些高科技领域的突破，也为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提供了强大支撑。

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他们对知识的追求和应用，以及这些知识如何服务于社会的广泛层面。成功的知识分子通常是那些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不断深入人民群众，学习实际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案的人。

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性，强调了知识分子应深入基层，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。他提倡知识分子应该实现从书本到田间地头的转变，这不仅仅是一个位置的转移，更是思想和行动方式的根本改变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知识分子的作用被进一步明确：他们不只是信息和知识的传递者，更是连接理论与实际、城市与乡村、传统与现代的桥梁。

成功的知识分子是那些能够理解并实践“知识分子化的工农干部”和“工农群众化的知识分子”的理念的人。这种双向互动不仅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实际生活的理解，也使他们的理论更加贴近实际，更具有操作性。

因此配资炒股优选，评价一个知识分子的“好坏”不能仅仅从其学术成就或理论深度来考量，更应关注其与社会的互动如何，其思想和知识是否真正服务于人民的需求。